深圳可飞科技创始人蒋抒彤接受新华社采访
近日，亚太日报、新华网海外版、人民网、北京卫视、东莞时光网、新浪网等媒体报道了东莞环保部门利用AirSense-100大气污染数据解决方案实现精准环保执法，引发社会关注与热议。
可飞科技SciflyTech作为AirSense-100大气污染数据解决方案的研发方，同样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近日，可飞科技创始人&CEO蒋抒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讲述了可飞团队归国创业的故事以及对于无人机行业发展的看法。
采访原文
记者：“可飞团队组合与成立的历程是怎样的？”
蒋抒彤：“我从初中开始接触机器人，包括机械设计、程序编写、调试等等，非常喜欢非常着迷。高中时我到了国外念书，后来如愿进入了奥克兰大学工程系系统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在大学里我认识了现在的创业伙伴Max，一个台湾小伙子，他也和我有着相似的少年经历，很早就接触并且十分喜欢机器人。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学校里的项目，因为共同的爱好和相同的做事风格，我们对彼此都比较欣赏。在读本科期间我们还有过一次短暂的创业经历。”
“本科毕业后，我的导师Karl Stol和Peter Xu（徐卫良教授）邀请我留校读研，研究的方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无人机，我决定继续跟着他们在这个领域探索学习。”
“在读硕士之前我在新西兰皇家研究院有过一段时间的科研经历，我在读硕士过程中也有幸参与了很多有趣的项目，其中就包括新西兰皇家研究院的一个无人机研究项目，他们也为我的硕士提供了全额的奖学金。”
“因为在做科研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国内外的行业，我发现他们目前遇到的许多数据上的痛点其实可以通过无人机与人工智能来解决。在这个行业里做了这么多年研究与应用实践，我坚信利用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去渐渐替代低端、重复、危险的劳动是一个趋势，我希望能更直接地利用所学的技能去参与并推动这个浪潮。”
“去年年初，我放弃了全奖读博的邀请，回到国内到各个地方调研市场。有了初步的方向以后，我把当时还在新西兰工作的Max请到了深圳。Max也放弃了新西兰的高薪工作，怀着一份理想，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但是这份事业一开始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顺利。由于我和Max管理与商务经验缺乏，公司无法有效地将技术转化为价值。我们经历了一阵非常低谷的时期，一开始投入的资金也所剩无几，我们也曾经怀疑过当初的决定是否是正确的。”
“所幸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有公司看到了我们技术上的优势，愿意与我们合作，让我们度过了这个难关。虽然挺过来了，但这个低谷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团队仅仅依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后来，我原先在奥克兰大学认识的Jane和Ian也加入了可飞的团队。Jane有着奥克兰大学金融和应用数学双学士和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硕士，并且有在证券机构与4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Ian是奥克兰大学商学博士，也是奥克兰大学MBA讲师，他在投行工作多年，并且有多次创业经历。有了他们的加入，可飞团队的短板渐渐被补齐了。”
“在公司成立半年后，我们实现了收支平衡，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导师Peter Xu，他很为我们高兴，也非常乐意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成为我们公司的研发顾问。“
“我们在七月份发布了第一款产品：AirSense-100大气污染数据解决方案，目前已经上报了19项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也在通过PCT申请美国的专利。公司在七月完成了第一轮数百万元的融资。”
记者：“为什么选择深圳为创业落脚点？”
蒋抒彤：“我在大二，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参加了奥克兰大学的一场宣讲会，我还记得是由深圳市人事局（编者纠正：深圳市外国专家局）主办的，宣传深圳吸引留学人才归国就业创业的政策。当时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确实很受震撼和感动。”
“后来我来到深圳调研的时候，亲身感受到了这里很浓的创业氛围，包容性也很强。而且深圳也有着世界上最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方便我们把设计变为现实。深圳市对于海归创业确实有很多宽松自由的鼓励和扶持政策。我们团队在选择创业地点的时候，对比了国内外的一些城市，觉得深圳市政府的长期战略很清晰很持续，创业的基础设施也很完备，我们现在的办公地点——留学生创业园就是一个例子。”
记者：“如何看待无人机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蒋抒彤：“可飞科技的确是属于无人机行业。但可飞与大家印象中的无人机企业有本质的区别。可飞专注的不是无人机飞行平台本身，而是将无人机、人工智能与云平台深度整合，应用到各个细分行业中，高效地解决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通俗一点来讲，市面上的无人机飞行平台好比我们新买的手机，只能满足用户最基本的需求，例如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拍个照片；而可飞为用户提供运行在这台手机上的智能软件，满足用户的专业化数据需求，有效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我认为消费级无人机在中国已经基本饱和了，无人机不太可能成为电脑或手机那样人手一台的设备。整个行业的增长点在行业应用，通俗来讲，就是无人机要从一个帮人消磨时间的工具转变为一个帮人节省时间的工具。行业无人机用户需要的是一套完整的，能提高他们生产力的数据解决方案，这个时候软件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无人机底层软硬件目前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但与无人机搭配的顶层软件决定了无人机是否能帮助行业用户实现价值和实现多少价值。例如有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硬件上它们的性能是完全一样的，但其中一台装了Office，对于记者来说，那台装了Office的电脑可以实现的价值远比另一台电脑要高，这就是顶层软件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可飞将重心放在与数据有关的人工智能软件算法与云平台上，而不是无人机本身。”
记者：“为什么选择环保无人机作为企业的主要发展领域？”
蒋抒彤：“可飞非常看好具备人工智能的无人机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价值，但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细分行业作为切入点，做深做强，然后再将模式与技术复制到其他细分行业中。”
“我们刚刚回国做前期调研时，了解到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同时也把生态文明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当时看到其中有一份文件提到要发展高精度环境监控与预测技术。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通过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项需求，而且弥补了动态执法工具的空缺。我们进行了仔细的市场调研，收集了行业需求，也研究了很多相关的技术文献，最后研发出了AirSense-100这款解决方案。”
“除了政策上提出的要求，我们回国也有很深的体会，就是社会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百姓对环境质量非常重视。当时我们就肯定无人机在环保这个领域，是有很大的需求和机遇的。”
记者：“可飞的环保无人机具有哪些独特的技术优势，目前发展的情况如何？”
蒋抒彤：“行业应用无人机方案的核心在于软件。AirSense-100这款产品所配备的软件赋予了它三个最显著的技术特点：全自主飞行、全自主污染物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这些技术特点又赋予了这款产品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用户可以快速地获取Actionable Data（可操作数据），用户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去迅速地做出决策。目前在国内外还没有集成度这么高，功能这么完善的产品。我们的软件与传感模块也具有普适性，可以搭配不同公司生产的飞行平台使用。这款产品也经过有关检测中心的检测，数据的可靠性也是比较有保障的。”
“我们的产品目前已经开始在东莞、贵州、浙江开始使用了。我们从我们的渠道合作商和客户这边得到的反馈都比较正面，我们团队也很受鼓舞。”
“可飞目前也在积极开拓海外的市场，九月底和十一月中我们会到柏林和伦敦参加国际工业无人机系统的展览。”
“我们目前在国内外推广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就是现行的检测标准中并不包括这种检测方式。我们也在与我们的渠道合作商以及用户共同去推动这种检测方式和检测设备的标准化。”
记者：“无人机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企业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如何？”
蒋抒彤：“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与传统的无人机企业在研发重心和商业模式上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可飞与目前与较大的无人机企业，例如几百米外的大疆、法国Parrot并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我们更多的是它们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今年上半年业界哀鸿遍野的情况下逆势实现收支平衡。”
“把重心放在人工智能软件算法上需要团队有极强的研发实力。目前与我们模式相近的公司主要集中在硅谷和以色列，也都还是在初创期。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它们的动向。”
“可飞团队的愿景一直都是为各行各业提供基于无人机的、革命性的数据解决方案，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更丰富的决策依据。可飞未来还是会紧紧围绕着“解决用户的专业化数据需求”这个主轴，开发面向更多细分领域的空中数据解决方案。可飞在未来不仅是‘无人机公司’或‘软件公司’，也要成为‘数据公司’ ”。
记者：“请简单评述一下中国当前的创业环境和机遇。”
蒋抒彤：“从政策环境上来说我觉得是挺好的。刚才我提到以前我与Max在新西兰有过短暂的创业经历，那个时候根本不敢想政府会提供一些扶持政策之类的。当地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所以后来我们了解到国内和深圳有这么多创业扶持政策时还是挺惊讶的。从政策上来说，首先政府尊重、鼓励创业，对海归团队的吸引力本身就非常大。”
“从文化上来讲，我觉得国内的环境对创业团队也是很友好的。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一直大力推崇的就是抓住机遇、努力拼搏的精神，社会也非常接纳有这样精神的人。但其实在有些国家，文化环境不一定对创业者这么友好。以一些东亚国家为例，社会期望年轻人毕业以后进入大公司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创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踏实、不稳重、太张扬的表现，会给创业团队带来很多压力。”
（采访原文有删节）
